第4版()
专栏：

　　诬陷老干部和革命群众的人证物证俱在
　　姚文元“认错不认罪”故伎再次失灵
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　姚文元受审以来一直固守的“认错不认罪”的防线，今天上午在法庭上被摧垮了。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上的人证物证说明，他极力把自己的犯罪活动说成是工作错误，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式的拙劣的辩解。
诬陷老干部“复辟资本主义”
1976年1月到9月，姚文元指使亲信派人到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一些省市搜集所谓
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材料，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，这是今天法庭调查的第一个内容。原《人民日报》的总编辑鲁瑛和领导成员刘治平出庭作证的证言，以及法庭出示的证据，都证明起诉书对姚文元这一罪行的指控属实。鲁瑛和刘治平都说，在王洪文和姚文元的指使下，他们在这段期间曾派出专门担负这一特殊使命的记者近百人次，到福建、云南、江西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北、四川、陕西、河南、广西、黑龙江，共11个省和自治区，以及外贸部、七机部、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，搜集诬陷迫害老干部的材料。这些材料，都要经姚文元审阅，印成内部材料，欺骗党中央的领导人。法庭出示的由姚文元审批印发的一份《情况汇编》清样中诬陷说：“从去年夏季开始，邓小平便通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等人”，
“妄图把学部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舆论阵地”。这份材料还说，当时负责学部工作的同志“配合邓小平搞翻案复辟活动”。姚文元审批印发的有关福建运动情况的材料中说，“廖（志高）、马（兴元）、林（一心）网罗叛、特、反，组织‘还乡团’，摧残‘儿童团’，镇压造反派，涂炭福建人民”。姚文元强加在邓小平、胡乔木、廖志高等同志头上的这些罪名，都是敌我矛盾，都是打倒之列，都是滔天大罪，而姚文元在人证物证面前，不得不承认那“是事实”，“把矛头对准了一部分老干部”。但他又辩解说，他“还不是有意捏造材料去诬陷他们。”
事实恰恰说明，他们派人到处搜集材料，歪曲事实，颠倒是非，人为地制造所谓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，这本身就是大阴谋，大诬陷。他们一伙对此应负的罪责，决不是姚文元用
“错误”或者“严重错误”的说法所能推卸掉的”。
姚文元被问哑了
法庭调查的第二个事实是姚文元把反对张春桥的群众诬陷为“反革命逆流”。1976年3月底清明节前，南京市的群众上街悼念周恩来总理，贴出大字报、大标语指名“打倒张春桥”，“揪出赫鲁晓夫式野心家”、“反对抢班夺权”。姚文元得知这一情况，又惊又恼。他给鲁瑛打电话说：“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，看来有个司令部。……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，是没落阶级的表现”。他还要鲁瑛“注意北京的情况”。
审判员问姚文元，群众起来揭发阴谋家、野心家张春桥抢班夺权，怎么说是反革命逆流？
姚文元狡辩说：“当时在我思想上认为出现这种大字报、大标语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，所以我攻击它是反革命逆流。”
审判员一针见血地质问他：南京群众贴出大字报反对张春桥，你把它说成是反革命逆流！在文化大革命中，哪个老革命家没有被贴过大字报，你什么时候说过它是反革命逆流？为什么一贴张春桥的大字报，你就这样“敏感”？开庭受审以来，几乎对法庭的每次提问都进行狡辩的姚文元，这时眨眨眼睛想遁词，结巴了半天，还是哑巴了。
恶毒的一笔
法庭在调查姚文元诬陷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是“反革命分子”的犯罪事实时，出示了姚文元修改审定的三篇《情况汇编》清样。这三篇清样，加上另一篇清样，都是姚文元“留作历史的纪念”的得意之作。
在“四人帮”一伙残酷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群众之后，姚文元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四期简报，均是我修改后发的，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。”
姚文元留下这种“历史的纪念”是为了邀功领赏，还是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，且不去管他。在今天的法庭上，它却成了姚文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“历史的纪念”。“历史的纪念”其意义就是两条，一是它完全歪曲了历史事实，二是它完全颠倒了革命和反革命的位置。
他修改的第一篇清样原文第一段说：“4月2日，很多人继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，从4月1日起至2日下午5时止，到广场的人数约有20万左右，花圈一千多个”。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把这段话的第一句“4月2日，很多人继续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周总理”一笔砍掉。于是，这20万人到广场就成了另有目的了。
姚文元修改审定的另一篇《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》的清样中写道：“有十来个小伙子，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……他们公开说了‘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’，因此，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，脸浮肿，流着血”。姚文元把其中“他们公开说了‘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’”这句话和“因此”两字删去，于是就成了：“有十几个小伙子，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”。这么一改，在姚文元的笔下，诬陷周总理的人被庇护下来，成了无辜的好人，而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却被诬陷为无故打人的暴徒、反革命分子。姚文元这恶毒的一笔，就把人民群众的正义行动，诬陷为反革命行动。
法庭上出示了姚文元4月3日的日记，其中写道：“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，用所谓
‘悼念总理’发泄对运动的不满，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，有的还公开反共。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。……这一切说明：如果党内走资派得逞，……反共的‘还乡团’会一起扑上来屠杀、镇压劳动人民。……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？专政究竟不是绣花。”
公诉人问姚文元：“你要枪毙一批人是针对谁的？”
姚文元说：“指一部分群众，但这只是一闪念、感想，没有形成观点。”
公诉人批驳说：“姚文元的日记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意图，是他的思想动机，他后来的行动证实了他这些反革命意图。”
当法庭出示了大量的证据，证实姚文元被指控的犯罪活动属实以后，姚文元仍然死守着他那条“认错不认罪”的防线。这时，公诉人发言指出，姚文元从审讯开始，在每个问题上都说他有错误或严重错误，但不是犯罪，可是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明，凡是革命的群众，革命的行动，在他看来都是反革命。他把群众反对“四人帮”的正义行动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反扑，有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，这说明，姚文元诬陷迫害人民群众的罪行是严重的，不能推卸的。
姚文元今天在被告席上，同上次一样，一直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之中。他的全部精力似乎集中到塞在左边耳朵上那个小小的白色耳机上。他的动作有点失常，有几次耳机掉下来以后，他自己戴不上，需要法警帮助。当审判长最后向他宣布，特别检察厅指控他犯罪的事实，法庭已经调查终结时，姚文元紧张得竟说，“我疲劳了，没有听清。”审判长不得不一连给他重复了3遍。